“我有一個鉛筆盒，盒蓋上有只小熊和小鹿，在快樂地做遊戲。鉛筆盒裏有兩支鉛筆，一塊橡皮，和我喜歡的偶像的貼紙。有了這個鉛筆盒，我就能更好地學習，它是我學習的好幫手。我非常喜歡我的鉛筆盒。”
其實我小學時的作文沒這麽傻B。真正傻B的話我記得當時只寫過一句，大意是：“紅領巾們做完了好事就離開了。雞冠花在雨中開得更加鮮紅。”當時老師還特別挑出這句話在全班表揚了我，我也以竟然想到了這句話而為榮。多年之後的今天，讀到這句話我還是想吐。還好我沒有照著這個勢態發展下去。
或許等到真正很老的一天，我又會開始像小孩子一樣寫文章：慢條斯理，按部就班，什麽也不需要急，什麽也不需要證明。一切能懂的都懂了之後，就又回到什麽都不懂的狀態。
現在這個年齡，寫點東西無比吃力。瞻前顧後，自己給自己綁了無數鎖鏈，不能政治不正確，也不能政治太正確，不能落了俗套，也不能矯情，不能裝學究寫火星文，顧影自憐或自戀更是“必死”金律。每次幾乎不論寫什麽，都能從一聯繋到十、十到百；從雞毛蒜皮的小事扯到人生觀、世界觀、宇宙觀。可能目前我的思維狀態就好比有無數節點的一張大網，牽一髮而動全身。
那就隨著意識走吧。
“視角”這個問題會伴隨我們一生。每個人的客觀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視角。我是黃皮膚黑頭髮，在黃皮膚黑頭髮的國度出生長大，這賦予了我“默認狀態的視角”。可是在逐漸學會想事情的這些年，我一直成長在白皮膚藍眼睛（or 綠、or紫、or whatever）為主的國度。因此，視角衝突就一直是與我個人相關的一個話題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。在多重視角下成長其實是好事，有比較、有對比。只要是淺嘗輒止，每種視角都挺可愛，繼續往下挖，每種都挺面目可憎。越是了解，越是覺得面目可憎。但你永遠抛棄不了它們，因爲都是你基因的一部分。
臺灣也好，日本也罷，都歸類於我的默認視角。它們屬於我最熟悉的文化，但不同的是，它們是這種文化所能達到的某種理想狀態。我在這兩個地方都切身體會到了這種理想狀態。大的先不說，最讓我欣喜的一點是，短促的臺北之行，讓我重拾了對中餐的信心。怎麽可能有人不愛吃中餐—全世界最好吃的東西呢？！是，這種感受我100%理解。不過，除了自己家的菜，我真的越來越不愛吃中餐。戒葷以後，更是不願意吃油膩膩的東西。但是在臺北的幾乎每頓餐飲，都是精致、清淡，甚至體貼的，特別是對素食者的理解和尊重，最讓人難忘。
“吃”是具體有形的，好定義的。喜歡臺灣還有很多難定義的方面，比如説，去龍山寺拜觀世音，看到諸多人在認真做佛事，求到覺得很准的簽（而且果然應驗）；去書屋的感受；在居民區的小巷裏買時下的水果；中正紀念堂看插花展；重慶路上隨處都有的糕餅屋；在朱銘美術館一組組煞有介事排練節目的國中生等等。很難解釋到底是什麽感受，套句俗話，有種令人舒服的“氛圍”。
我其實很能理解初次到臺灣的内地遊客的反應：“沒什麽嘛，還沒我們縣城漂亮。這故宮比紫禁城可小多了。菜太淡了！”諸如此類。一個階段的人說一個階段的話。就好比魚永遠無法讓牛明白在海洋裏呼吸到底是什麽感受。Plato對於Agrigentum這個城市的人曾經說過一句話，幾乎100%適用於當下内地的心態：“these people build as if they were immortal and eat as if they were to die instantly.” 多麽貼切的話啊，沒有比它說得再好的了。翻譯成中文就是“醉生夢死”。
不消說，相較於日本，我對於臺灣有種自然的親近感。這當然也是因爲語言相通這類原因，不過我倒覺得核心因素是因爲華夏文化有種令人舒服的“柔軟中庸的感覺”。如果華夏文化這片土地，有一天能夠剔除掉數千年來冥頑不化的糜爛部分，而保留住這種柔軟和中庸哲學，那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狀態了。這也是我喜歡臺灣的最根本的原因。
接下來說說日本。
我自己都感到詫異，回來這麽久，我竟然沒有寫任何關於日本的出行感想。坦白說，我一直覺得寫不出來。這當然不是日本的問題，而完全是我自身的内心狀態的問題。由於一些原因，這幾年是我自省的最爲活躍的一段時間。也因爲這樣，許多事物的意義對我開始產生變化。我到現在仍然認爲，日本在某種意義上，站在亞洲（或者說黃皮膚族裔）的終點綫上；但不同的是，亞洲已經不再站在我的終點綫上，這是我前不久才意識到的。我的“主視角”和“客視角”在發生根本性質的對調。我的視角變了。何時會再變回來，能不能再變回來，我不知道。簡而言之一句話，“I am outgrowing Japan.” 這裡面當然不無傷感（容我矯情一下）。但如果不是這樣，我沒法真正去理解另外的視角。
我就是在這種混沌的内心狀態下初次遊歷了関西。但是不要誤解，我對日本的喜愛難以盡述。我所指的outgrowing跟日常俗世的生活基本無關。飲食、禮節、清潔程度、流行文化、高新科技、精致、認真、以及與生俱來的對於自然、美、哀、以及死亡的領會能力，無論是什麽時候，我都無比欣賞和喜愛，也一定會繼續欣賞和喜愛，並且會因爲它們一次次地返回日本。
可我總是有種“這些還不夠，還缺少一些很關鍵的東西” 的感覺。我的腦子裏殘留著一些讓我思考的剪影，這些剪影和那些佔據了絕大部分的、給我帶來愉悅的印象和畫面相比，當然很少，但因爲我記住了它們，所以我想它們對我一定有某種深層的意義：
我記得一個剛在Brooks Brothers買完衣服的男士，氣宇軒昂地往外走，後面跟出一個店員，像在祭拜自家祖先一樣給這位男士鞠躬道謝；
我記得參觀了一個只展覽骨灰盒的小型展覽；(yes, I went in unknowingly!)
我記得那一個個把地上的lichen和moss都梳理的像寵物的毛髮一般的寺廟林苑；
我記得金閣寺那個氣味異常濃重的洗手間；(I guess they just gave up)
我記得和大阪的一個出租車司機聊天，他説道大阪很不景氣的話題；並且用特別禮貌的語氣跟我說，“你們的行李可真多啊”；我也趕緊點頭哈腰地說，“真不好意思啊”，但還是讓司機大叔幫我把行李扛出了車；
我記得旅館的前臺不允許我在大阪的朋友到我的房間作客；
也記得這位朋友說，工作之後，每年的連休假最長只能休息3天；
或許我在尋找一個“契合的靈魂”（I’m not even sure what that means），誰說文化作爲一個整體不能是靈魂的象徵呢。而談及靈魂，就不得不涉及宗教、mortality、罪、救贖這些讓人不耐煩的、想翻白眼的話題。我在此並不想談及這些繁冗的東西。只是，作爲一個還算熟悉華夏文化的人，我目前的感受是，這片土壤並不適合談論宗教、或許也不太適合談論後面那幾個沉重的課題。而日本呢，其實也並不和宗教話題契合，而且消極和宿命論的成分過重，不太對胃口。我更喜歡奔放大器一些的靈魂。所以，為了尋找答案，或者說尋找讓自己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解脫的説法，我主動選擇將主客視角對調了。
Gosh, I am insufferable. But like I said, this is for me, a sort of closure. Let me end this piece of horrific writing with a line that has all but become cliché: “What am I talking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traveling?” I am of course, not talking about traveling at all.
(I swear if I see that sentence pattern one more time!!)
